还有老格等人揪住我的一句“主任记者”大加讨伐，那就是鸡蛋里头挑骨头，吹毛求疵了。
Patrick Tyler原本是纽约时报驻北京站站长，后来又派驻伊拉克站长，再后来被提升为纽约时报的Chief Correspondent. 我跟纽约时报记者核实这个Chief Correspondent是个什么职位，他们告诉我说就是显示是特别高级的意思，纽约时报会有几个这样的Chief Correspondents, 中国有主任记者一职位，也是说的比较高级的记者，但我想还是没有纽约时报的Chief Correspondent更高级。所以，我就姑且将他说成是主任记者罢，尽管这样翻译可能降低了Patrick Tyler的身份。
刚刚找到纽约时报主任记者Patrick Tyler对刘刚遭受中共迫害的报道原文。
1994年3月，中国政府迫于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做出决定允许外国记者到凌源第二劳改队去采访刘刚。
1996年4月，我摆脱中共警察对我的严密监视，跑到北京，见到了我当年在北京的一些外国记者朋友。其中的安莎社记者芭芭拉是当时驻京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芭芭拉对我说，在1994年中国政府允许外国记者去凌源采访我，主要是由她和她领导的驻京外国记者俱乐部推动的。但是，后来中共政权却只是允许清一色的5名美国记者去采访，包括纽约时报记者Patrick Tyler,洛杉矶时报记者Rone Tempest，美联社，华盛顿邮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报社记者。芭芭拉为此还领导其他外国记者向中国政府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其它国家记者去采访。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政府将允许外国记者去凌源监狱采访我，是当成一个厚礼送给美国政府的。
但是，Patrick Tyler等五位美国记者千里迢迢来到凌源监狱后，中国政府竟然毁约，不准他们对我进行面对面采访，只是允许他们在一个黑屋子里对我进行拍照。Patrick Tyler据此写出了这篇他发在纽约时报的报道。我本人一直都不知道有美国记者来到监狱采访，直到我出狱后，我家人才告诉我曾经有美国记者到凌源监狱去采访报道我被迫害的事件。我只是到了今天才查到这篇报道的原文链接，认真读了Patrick Tyler的英文报道。
我到美国后，曾面见Patrick Tyler。那时他已经是纽约时报的主任记者。
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我有必要澄清几件报道中所涉及的事件。
一、关于狱警祁国兴
1993年以前，祁国兴是凌源第二劳改队的狱政科干事，原本是个书呆子，在狱政科备受科长杨宝玺和副科长王银山打压，如果不是我，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希望提拔成科长。
1993年，中国政府特别批准人民日报海外版、瞭望周刊、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四名记者到凌源第二劳改队采访我。我将狱政科科长杨宝玺和副科长王银山多次辱骂我的恶行都向几位记者以及随行的司法部龙处长讲了，要求司法部严惩那几个恶警。龙处长当时就问我这里有哪位警察还算是文明，还能不被我称为是流氓的。我回答龙科长说，这个祁国兴还算是知书达理，比那些流氓警察略好一些。一周后，祁国兴立即被提拔为狱政副科长，他从此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每天到我监舍里陪我打桥牌，跟我是搭档。他那时根本就没听说过桥牌，是托龙处长等人在北京给他们买了几本桥牌书，办了几天学习班，突击学习了桥牌基本叫牌和打法。此后，小祁侍候我就跟李莲英侍候老佛爷一样。我也多次表彰他，跟他说等我们练好了，将来我带他进中南海去灭了邓小平和丁关根。我那时身陷囹圄，也只能用这种望梅止渴的招数来激励小祁啦。我这样跟他讲，他是从心眼里高兴。没过多久，小祁就被提拔为狱政科长。两年后，他就被提拔为监狱长。其提拔速度，就跟丁关根被邓小平的火线提拔一样，盖因他们的特长就是侍候首长，能够陪领导打桥牌！对此，小祁对我是感谢有加。
今天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居然发现这个小祁同志也在背后诽谤他的大恩人大救星，竟然跟安魂曲一个德性，也对我百般诽谤，我一定想办法去严加教训这个不仁不义的小奴才。
的确，那次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我时，反复问我如果将我假释出狱，我能否遵守协定，不再诽谤共产党，还提出条件让我去中科院的物理所工作。并反复问我出监狱后准备做些什么。我回答说要将那些迫害我的警察及审判我的法官都绳之以法，将诽谤我的人民日报新华社都送上法庭。
记者问我还想干什么，我问我到底有权利做什么？记者说凡是法律允许的都可以去做。我随即告诉他们我出去了就去竞选总统。
龙处长问我如果放我去美国，我能否保证要爱国，不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我回答说，如果让我去美国，我保证我不去竞选美国总统，但我一定会反对一个不是有选民选举的美国总统，也会坚决反对任何一个靠枪杆子夺取的政权，反对任何一个靠枪杆子维护的政权。
我还告诉他们，请你们转告你们的主子，只要释放我，我就会将中国的人权问题每天都摆在他们的桌面上，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天天为中国人权事件头痛，直到他们切实悔过自新，改邪归正，弃恶从善。
这就是洛杉矶时报中所报道的：“You can be sure that human rights will be right at the top of my agenda when I get to Beijing!"
结果，中共政权同我进行的假释谈判就此搁浅！但是，就在那前后，中国高调释放了王丹和王军涛，可见，中国政府应该是同这二王进行了同样的谈判。从那期间的国外报纸的关注程度来看，当时国际舆论对我的关注是最高的，中国政府是可以将我卖一个好价钱的，如果释放我，会得到更高的回报。但中国一直都没有提前释放我，盖因我从来就不同他们签署这种认罪协定！
二、祁国兴向外国记者公布的我的悔过书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说过，我曾经写出了几份悔过书，警察还曾经拿着这样几份悔过书给我家人看，说我改造好了，但却不允许我家人会见我。这不是自打耳光吗？哪有改造好了的政治犯，又不允许会见家人的？
有一份悔过书被中共警察称作是杀人犯杜秋似的悔过书。那是在1991年4月初，我刚刚被送到凌源第二劳改队。从19896月19日我被逮捕开始，将近两年里不曾让我同外界通信了，甚至是不给我纸笔写写文章日记。有警察跟我说，从现在开始，我有权利同亲友通信了，但行使这种权利的前提是必须得认罪悔罪，鉴于我的案卷中没有悔罪书，要求我必须得写一份悔过书。我一直为此抗议。
1991年4月29日，我发动那里的11名六四政治犯进行罢考，抗议中共政权对我们强制洗脑。于是，我们11人悉数被电疗（用8千伏高压电警棍电击），然后都被关进小号或严管队。
大概是1991年5月10日左右，我被教导大队杨国平大队长从严管队反省室里叫出来，跟我说我们家人来看我，如果我能写一个认罪悔过书，就允许我见我家人。我当即接过纸笔，写了一篇认罪悔罪书，大致内容如下：
“经历了8千伏电警棍触及皮肉的电击，我深知无产阶级专政绞肉机的残暴，为了免受皮肉之苦，我决定向无产阶级专政认罪。
经历了10几天严管队小号里触及灵魂的折磨，我切身感受到中国监狱的黑暗无比，为了早日获得监狱里的有限自由，为了能够行使宪法赋予我的通信权利，我决定写下这篇悔罪书。
我要象杀人犯杜秋那样认罪悔罪，从此一直向前走，不朝两边看，坚决融化在蓝天里。”
我将这篇悔罪书交给杨国平，杨国平接过去反复看了几遍，说我认罪不够深刻，还指责我泄漏监狱机密，要我重新写。我就让杨国平代我写一份能够通过他检验的悔过书，杨国平当然不干。但僵持一会儿后，他还是带我去见我家人。那次是见我姐姐。我见到我姐姐，立即让她看我头上被电警棍电过的伤痕，还讲述我正在被关在严管队受到迫害。我还要求我姐姐带我给克林顿、罗马教皇、叶利钦写信，我口述信件内容，让我姐姐用笔记下来。后来我姐姐告诉我，我姐姐用笔记录下来的那几页纸，都被杨国平等人强行没收了。
这份悔过书，经常被凌源第二劳改队的警察拿出来示众，以此证明我在监狱里认罪悔罪了。但他们只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给人念诵几句，绝对不敢将我的悔罪书原稿出示给外人。我相信，我这篇悔罪书是名为认罪悔罪，实则是对中共刑讯逼供、侵犯人权的最深刻揭露。现在，号称神童的安魂曲等人又拿我的这几篇悔罪书说事，对我大批特批，我真不知道他是否懂中文，是否知道中国文人的指桑骂槐，打着红旗反红旗策略。我更相信，安魂曲这些落魄文人是绝对不敢在监狱里写出这种“悔罪书”的。
三、关于我诽谤戈尔巴乔夫和苏联819政变
记得是1991年8月20日早晨新闻联播时，监狱的大喇叭里传出了中央电台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象是打了鸡血一样地报道苏联的“819”政变。
随后不久，教导大队杨国平大队长就找我谈话，也象打了鸡血一样地兴奋，说是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所有反动派都没有好下场。他让我一会儿在学习会上就苏联政变事件发表讲话，谈谈我的感想。我让他将这些天的人民日报都给我找来学习学习。杨国平随即就让人将装订到一起的厚厚的人民日报给我送来。
我在那一段时间里是不允许看报纸的，那些看管我们的刑事犯都将报纸严加看护，不允许政治犯接触各种新闻。
右图是我在网上搜索“迟浩田访问苏联1991”所查到的结果。我相信至今还没有什么人将迟浩田同819政变联系在一起。
我看到819政变是在迟浩田访苏后发生的，立即明白了，是中国将军迟浩田将这些苏联克格勃头子和红军将领串联起来，并鼓动他们搞军事政变。一切都是中共在幕后策划的，那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名成员，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人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木偶傀儡。
很快，杨国平召集教导大队里的十几名六四政治犯开会，他先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鸡血话，随后要求我们每个人发言表态支持苏联共产党人的政变。他点名让我先讲，我于是就讲了下述一番话：
“我通过学习人民日报，我才了解到苏联的819政变是中国的总参谋长迟浩田一手策划和领导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都认为苏联是老子党，中国是儿子党，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令我们中国人欠了苏联一辈子的革命感情债。今天，我们中国人终于用实际行动给苏联送去了新时代的毛泽东思想，那就是武装斗争武装起义军事政变，到此，我们跟苏联的帐就彻底扯平了。
苏联克格勃有了我们十几亿中国人民做后盾，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作为巩固的大后方，就一定能坚无不摧，战无不胜。我代表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由中国共产党人发起和领导的苏联819军事政变，万一苏联克格勃无法攻克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我们中国人民坚决欢迎他们后撤到中国，我们将井冈山和梁山泊留给他们做根据地，也希望他们尽快振作起来，在必要的时候向那些挑起苏联内战的中国幕后黑手开战。
苏联819政变，再一次证明了我党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是毛泽东的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武装了苏联克格勃。这再一次证明，只有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理论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毛泽东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伟大领袖，中国是全世界的老子党，中国共产党应该在不远的将来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插遍全世界，中国应该统治全世界。只要中国选出100个象迟浩田那样的将军去周游世界各国，全世界都会发生819军事政变，全世界都能成为中国的附庸国。
所以，我号召全国人民都高呼：
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以中国人为主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
我讲过这番话后，杨国平为我的讲话热烈鼓掌。那时，他实在是太充满鸡血了，就跟现在这网上的安魂曲一样，以至于他都无法分辨我讲的哪些是正话，哪些是反话；哪些是正话反说，又有哪些是反话正说。他立即让当时的一个犯人，好像是白恩才或是李杰，立即将我的话都记录下来。随后，他又点名让其他人讲话。
随后讲话的是被多次以反革命罪名判刑的刘凤鸣。刘凤鸣因为在文革时说林彪一脸奸相，被判反革命。平反后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又顶风作案，说了句邓小平讲的话也有道理，又被反革命了，被判20年。两年后又平反，回家后，大队书记跟刘凤鸣发狠说，别看你两次平反，我还会给你送回监狱。大队书记派人隔三差五地去刘凤鸣家收税收费，连家里的牛都被牵走了。最后，刘凤鸣只好说：“要钱没有，要粮没有，要牛没有，要命只有一条！”立即，被书记扣上抗税反革命的罪名，又被判了四年徒刑！估计他被释放后，还得被大队书记以其它的什么反革命罪名在送进监狱。
虽说刘凤鸣是个文盲农民，但他对文革中的标语口号还是记得蛮熟练的，他立即站起来开始呼喊口号：
马克思万岁！
列宁万岁！
毛主席万岁！
苏联万岁！
中苏友谊万岁！
站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人民政府万岁！
人民政府万岁！万岁！万万岁！
监狱里将每个中国警察都成为是一个人民政府！喊人民政府万岁，警察最愿意听。
这些话也都被记录在案了。只是我出狱后，我才发现，中共警察居然将我的这篇819讲话也当成最高指示来广泛传播了，但他们居然是假传圣旨，从来都不敢将我的讲话原文公布出来。他们甚至还将刘凤鸣的讲话来冒充我的讲话。
又过了没几天，苏联政变失败流产了，八个主要成员都被镇压逮捕了。杨国平一下就跟断了脊梁的癞皮狗，。来到我们监舍时，不停地自言自语：“这世界变化真快，怎么说镇压就镇压了呢？看不懂！看不懂！”
从此，杨国平每天都耷拉个脑袋，他一米九五的身高，一下子就佝偻成一个邓小平了。他每天都到监舍里找被判了15年的江湖医生郑权利给他按摩捶背，他真的担心有朝一日佝偻成邓小平，那他就再也不能代表省级篮球队打球了。
四、关于中国劳改产品出口
我所在的凌源第二劳改队，利用劳改犯人生产一种商标为凌河牌大货车。我后来了解到，这种汽车倾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东南亚等国。
跟我们一起关押的六四政治犯刘允申是辽阳师范学院的英文讲师。他因为在课堂上给学生听有关六四事件的美国之音报道，被判刑四年。监狱里后来分配给刘允申的主要劳改工作就是将凌河牌汽车说明书翻译成英文，其中还有给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出口合同和订单。
1991年前后，中国总理李鹏去菲律宾访问，还特意送给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20辆凌河牌汽车。
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写了一封揭露凌源劳改队利用劳改奴工，生产凌河牌汽车，并出口劳改奴工产品的报告，我将报告公开交给监狱警察，投进检察院设在监狱里的举报箱，当然我并不指望他们会处理我的举报信，我那只是明修栈道，为的是暗渡陈仓。
我将我的举报信抄写几份，通过各种方式传到即将刑满释放的张铭和孔险锋等人手里，张铭和孔险锋都是被判三年，将于1992年6月释放。我还给世界各个政治、宗教、民间领袖写信，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梅杰，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还有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我在给他们的信中细数中国政府滥用酷刑，迫害中国政治犯，要求他们谴责中国政府，要求他们抵制在中国举行奥运会。在给叶利钦总统的信中，我要求叶利钦政府彻底调查中国总参谋长迟浩田策划推动苏联“819”政变，调查中国政府军事干涉俄罗斯内政的罪行。这些信后来都被人相继传出，并被国外各中媒体转载。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甚至还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宣读了我的公开信。随后，中国政府连续发布白皮书，否认中国出口劳改产品，也否认中国虐待政治犯，保证中国不再出口奴工产品。
这就是为何中国政府特别批准国内外记者反复到中国监狱去采访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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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纽约时报报道的原文。 http://www.nytimes.com/1994/03/06/world/chinese-take-journalists-on-guided-tour-of-prison.html?pagewanted=all&src=pm Chinese Take Journalists on Guided Tour of Prison By PATRICK E. TYL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trick_Tyler Published: March 06, 1994
Mr. Liu's jailers said no one in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or from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r any other judicial or prosecutorial body in China had ever investigated Mr. Liu's accusations of torture -- because, they said, he has never filed a complaint.
They also acknowledged that all the videotapes they have released of Mr. Liu playing pool, volley ball and cutting his birthday cake were made months after the reported torture and beatings.
In his only interview in prison with a state-run magazine, Mr. Liu asserted he had been "inhumanely treated" and "cruelly tortured." The magazine said the medical records of the prison showed that Mr. Liu had seen doctors 15 times for headaches, palpitation and diarrhea.
Asked what he would do at the end of his term, Mr. Liu was blunt in the presence of his jailers. "Liu said the first thing he is going to do after his discharge is to sue the officials and prisoners who attacked him physically." Letters Produced
Trying to discredit Mr. Liu, one of his jailers, Qi Guoxing, read two signed statements from him. The first letter, written in July 1991, praises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as "strict" but "civilized." It is signed,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criminal, Liu Gang."
The date of this letter indicates that it was signed immediately after a period of what Mr. Liu described as torture in a letter smuggled out of the prison two years later.
The prison guard produced a second letter, dated August 1991, that is a political attack on Mikhail S. Gorbachev, the former Soviet leader. But perhaps with a flourish that Mr. Liu knew his friends would recognize, he ended the letter with this postscript:
"Long live undefeatable Marxism-Leninism; long live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e Socialist cause will ultimately be victorious in the world."
For democracy campaigners in China, this parody of dogmatic allegiance to Chinese Communism was the giveaway that Mr. Liu was still resisting.
